张孟旭

★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    正部

★国务院文教办常务副主任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

★冀热察行署主任

★中共平北地委常委、平北专署专员

　　张孟旭（1909--1985），河北省安平县人。他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安平县委组织部长、第一任安国县人民自卫团中队指导员、第一任安国县委组织部长、深县县长、九专区专员、平北地委常委、平北专署专员、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冀热察行署主任等职务。
　 全国解放后，他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副主席、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等职务。文革中他受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以70岁高龄担任教育部顾问。他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青少年时代

 张孟旭，原名张志良，1909年10月28日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马店乡赵院村一个中农家庭。
　 张孟旭上小学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时期。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社会动乱；国外，列强虎视眈眈，眼睛紧盯着中国这块肥肉。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全国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使赵院村这样的穷乡僻壤受到了震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捍卫国家的独立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当时，该校马少原老师对自己所承担的教学工作很负责任，他除了在师生员工中介绍世界形势和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提出的要求以外，还向全校师生宣传蔡元培“公理正义”、“劳工神圣”的观点。这些在张孟旭童稚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孕育滋长着强烈的爱和恨。
　　1925年，16岁的张孟旭少怀壮志，告别故乡，考上了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址在天津），被编入第36班。初步接触了新思想的张孟旭对陈旧的教学内容，从心眼里厌烦，只是虚以应付，而对蔡元培“公理正义”的主张和郭沫若革命文艺思想极感兴趣。这样，张孟旭的学习名次逐渐下降，常在“丙”等，成为学校里一个“不好”的学生。
 正当张孟旭的思想非常苦闷的时候，他和该校语文教员、中共地下党员张伯生有了接触，后发展到朝夕相处、志趣相投。同时，还和市里的进步青年有了接触。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在张伯生的直接帮助和影响下，张孟旭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使他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思考。中共地下党员张伯生讲述的革命道理，马列书籍中所阐释的真义，使处在苦闷彷徨中的张孟旭好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北斗，开始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而他一旦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便成为靠拢党、追随党的忠诚战士。他积极地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随张伯生一起在学校编辑专刊、撰写文章、散发传单，参加集会，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行径，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在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大无畏的气概。1929年暑假前，张孟旭经同班同学齐惠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成为一名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

狱中五年

 1930年初，张孟旭任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党支部书记，他经常在学校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组织同学到街道上散发传单。这些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4月29日，张孟旭在天津法政桥上散发传单时被两个国民党便衣警察抓住。在被押解去公安局的路上，张孟旭趁两个便衣不注意，很机智地甩开特务，安然脱身。6月12日，张孟旭在旱桥散发传单时又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国民党特务把他押到公安局，一阵毒打之后，又进行了审问。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什么地方人?”
　 张孟旭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叫张孟旭，安平赵院村人，21岁。”
　 国民党特务说：“你年纪轻轻，要发奋读书，效忠党国，不要扰乱治安，危害国家。”
　 张孟旭怒斥道：“你们屠杀爱国青年，实行独裁统治，你们代表不了国家！”
 “你参加共党，煽动赤祸，犯下了大罪!”
 “真正的中华儿女，以解救天下受苦的人为己任，什么罪也没有!”
 “你是共产党头目，你的上司是谁?同伙是谁?招出来可以减罪。”
 “天下受苦的人，都是我的同伙，所有反对独裁统治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
 在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面前，张孟旭坚贞不屈，除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员以外，未暴露党的任何秘密。敌人从张孟旭嘴里什么也没捞到，无奈只好把他解送到河北省高等法院天津分院继续审问。后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为由，判处张孟旭有期徒刑8年，将他关押在天津小西关的河北省第三监狱。张孟旭被捕之后，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对敌斗争的机会，就在乘囚车从监狱到法院受审途中，他还散发手抄的传单和呼喊口号，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揭露法院和监狱的黑暗。
 从1931年5月至1932年3月，三监的政治犯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32年初张孟旭担任了狱中党支部书记。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华北，不断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对日妥协，对内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抨击。国民党当局为了缓和社会上各方面的压力，欺骗人民，宣布对政治犯实施大赦，减刑三分之一。但他们又规定：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在出狱时须履行反共手续。国民党监狱当局三番五次地对张孟旭进行“游说”，软硬兼施，让他在已经准备好的表格上签字。并说，签了字就可以出去，否则继续关押。在敌人玩弄的新的花招面前，张孟旭始终不为所动，斩钉截铁地对国民党监狱当局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解救天下受苦的人，是我心甘情愿的事，叫我履行反共手续，宁死我也不干！”国民党监狱头目无计可施，只气得粗气长喘。1936年1月12日，张孟旭在被关押了5年零7个月以后，昂然地走出了国民党监狱，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转战冀中平北

   1937年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燃起了抗日的烽火。7月下旬，日军侵占了北平、天津，接着，沿平汉铁路南进，保定和冀中大多数县城都被日军侵占。当时正在安平县长堤小学当教员的张孟旭，目睹家乡的土地遭到日军铁蹄的蹂躏，心中又悲又愤，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思想极为强烈。根据中共保南特委书记吴健民的指示，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联络地下共产党员，在家乡附近组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1937年9月，在中共保南特委书记吴健民的主持下，中共安平县委正式成立。安贵普为县委书记，段占鳌为县委军事委员，张孟旭为组织委员，弓濯之为宣传委员。当时的县委机关隐蔽在县人民武装自卫团大队部内。县委建立以后，分析了全县的政治形势，又将全县的共产党员都组织起来。张孟旭根据县委的指示，同弓濯之一起在全县组织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号召全县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他们反复向群众宣传，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他指出，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拿起枪杆子，跟共产党干革命，投身抗日斗争，拯救中华民族。张孟旭的宣传很有号召力，极大地激发了家乡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广大群众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家卫国，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参加人民自卫武装的人数越来越多。张孟旭、弓濯之还对全县小学教员进行了集体培训，又在全县组织了妇女干部学校，培养妇女干部，在妇女中发展党员并组织安平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和宣传队，到城乡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使之成为安平农村宣传抗日救亡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发展抗日武装，县委还清缴了散存在地主手中的枪枝。县委领导的武装自卫团很快增加到500多人。这样，安平县的抗日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夹。
 从1938年2月到1942年5月，张孟旭转战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中共安国县委组织部长、冀中二地委巡视员、深县县长、冀中政治主任公署特派员、冀中第10专区专员、冀中行政公署民政科长等职。尽管当时冀中条件艰苦，形势严峻，张孟旭工作调动又很频繁，但他始终满腔热情地投身到领导群众进行抗战的伟大斗争中。在冀中区党委领导下，张孟旭领导他所在地区群众，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挖道沟、破交通、地道战等一系列抗击日寇斗争，组织进行了民主选举、减租减息、大生产、征收公粮、支援八路军主力作战等一系列政权建设，为建设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1938年9月到1939年5月担任深县县长期间，他领导开展的十项紧急动员工作受到冀中主任公署的通令嘉奖。
 从194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年5月，张孟旭被派到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
　　1943年3月，在中共晋察冀分局党校参加了10个月的整风以后，张孟旭被分配到平北，任平北地分委委员、平西专员公署平北办事处生任(1945年1月，平北地分委恢复为平北地委，平北办事处改为平北专员公署，张孟旭任平北地委委员、平北专员公署专员)。从1940年开始，八路军部队在平北逐步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相继建立了昌(平)延(庆)、龙(关)延(庆)怀 (来)、龙(关)赤(城)、龙(关)崇(礼)赤(城)、龙(关)崇 (礼)宣(化)5个抗日县政府和滦(平)昌(平)怀(柔)顺(义)办事处。
　 张孟旭到平北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伪反动派正在不断地“蚕食”平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异常艰苦。张孟旭到平北以后立即同平北根据地的党政军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针锋相对地同敌人进行反“蚕食”斗争。各县还开展了劳动英雄运动，村与村，组与组，甚至父与子也开展了生产竞赛。平北专署机关也开荒100多亩。由于根据地的生产得到了发展，不仅保证了机关、部队的供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4年4月,在平北抗日根据地（右二为张孟旭）

 与此同时，张孟旭还和平北根据地党、政、军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认真团结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在根据地内进一步推行“三三制”，实施民主选举，组织人民参政，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贯彻执行晋察冀边区“统一合理负担”等政策，从负担制度等经济利益上来团结各阶层人民，进一步提高了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广大群众用挖战壕、送给养、参军参战的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从而，不断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部队的局部反攻。

出任张家口市第一任人民市长

 1945年8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的大反攻阶段。8月12日，正在延安开会的聂荣臻、萧克、刘澜涛打电报给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参谋长唐延杰、副参谋长耿飙等同志，命令冀察军区派部队夺取张家口。当时担任平北地区专员公署专员的张孟旭受命率领平北地区部分党政干部随同段苏权、詹大南率领的平北八路军部队向张家口进发。也就是在从赤城到张家口的路上，张孟旭接到了被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任命为张家口市市长的命令。8月23日，晋察冀八路军经过激烈的战斗，解放了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8年之久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都张家口。进城当天，张孟旭以市长名义，签发了张家口市人民政府第一份公告并全城张贴。
 当八路军向张家口发动总攻时，全市人民积极协助八路军，保护工矿企业的财产。但市内的汉奸、蒙奸、特务、流氓也趁机大肆活动，他们组织了所谓“警防团”，打劫敲诈，纵火破坏，借机发财。八路军进城以后，仍有少数特务及破坏分子私藏武器、枪杀人命。极少数坏蛋竟然手持武器，冲进机关，枪杀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1945年9月12日， 张孟旭在市广播电台发表了广播演讲，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检举揭发破坏分子，勇敢地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他并警告破坏分子赶快觉悟，向各级人民政府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为了尽快恢复张家口的经济，张家口市人民政府还向全市人民发出号召，“未复工者应马上复工，已复工者应积极工作，爱护工厂，节约原料，提高效率，为建设民主繁荣的新张家口而奋斗”。张孟旭还带领干部深入到工厂，解决工厂在复工和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张家口的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的干部处处为人民着想，事事代表人民的利益，都积极响应市政府的号召，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建设新张家口的事业中来，并在劳动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张家口解放仅一周的时间，全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商企业都恢复了生产和营业。
　 为了积极稳妥地搞好张家口的治理和建设，张孟旭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治理城市的经验。他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制定政策以前，他总是深入到工矿企业、农村、学校、街道，虚心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从中选择最佳方案。在具体抓某项工作时，他也总是坚持到第一线了解第一手的情况，从而保证了党的政策的顺利实施。
 张孟旭还带领干部深入到许多工商企业，向职工宣传共产党的劳资两利、劳资合作的政策，号召工人从长远利益出发，和资方共同搞好生产。同时还向广大职工讲明，一定要使工商企业主有利可图。他们有利可图，企业才能发展；企业发展了，失业工人才能就业；工人都就业了，生产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进一步发展了，工人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        

张孟旭还向张家口的工商企业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支持企业主积极管理。他多次召开商户座谈会，对商户所提疑问都一一做了解答。张孟旭还向私营工商企业中的工会干部指出：工会对于企业中的劳资纠纷。要做到谁的要求正确就支持谁，不正确的就制止。对工人和资本家要同时进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工会组织这样做了，工作就主动了。张家口市人民政府还明确宣布：在张家口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奖励私人经营，明令废除日伪时期实行的各种苛捐杂税，拿出311万元资金用于私商贷款，拿出131万元用于私营工厂贷款，扶植私营工商企业的发展。在私营工商企业里，还组织劳资双方签订合同，建立劳资协商会议。这些政策、法令和措施的实施，既保障了工人的利益，也打消了工商企业主的顾虑。提高了他们干实业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张家口的工商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与兴旺。
 张家口从日伪统治下刚解放时，城市建设急需大批人才，张孟旭在市政府工作会议上和其它场合，反复宣讲共产党的政策，他还同曾在敌伪机关工作过的职员谈心，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放下包袱，转变立场，为人民服务。这批人员在张家口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张家口市当时各界有威望、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张孟旭经常主动去接近，找他们谈心，在工作上支持他们，在政治上关心他们。这些知名人士有的被选为参议会的参议员，有的担任了市、区人民政府委员，有的担任了局长或副局长，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张家口出现了一个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欣欣向荣、市政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这些成绩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得到了国际上和平进步人士的称赞，广大人民群众对比张家口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巨大差异，都从内心里感到解放区好、共产党好、张家口好。北平、天津、河北、山西、绥远、甘肃、辽宁、河南等地的失业工人、店员纷纷从“国统区”来到张家口，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在华北等地普遍地流传着“天下人心归张垣”的说法，张家口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向往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治理和建设张家口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全国人民和世界上进步人士的一致赞扬，张孟旭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分析解放战争的形势，教育大家要树立必胜的信念。张家口第二次解放的当天，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命令，成立了张家口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张苏为军管会主任；牛树才、詹大南为副主任；张孟旭、苏毅然为委员。同一天，华北人民政府也发布命令，任命张孟旭为张家口市市长。
 正当张孟旭同全市人民一道满怀激情地建设新张家口的时候，1949年3月，接到了让其南下的命令。

参政湖南

　　1949年3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渡江战役，中央决定从华北老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大部队去做新解放的南方各省区的接管工作。张孟旭3月份接到命令，担任冀东南下工作团总团长，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带领6个工作团日夜兼程，6月份即到了刚解放不久的汉口。此时，中央已决定了湖南省的党政领导班子，黄克诚为省委第一书记，王首道为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金明、高文华为省委副书记；萧劲光为省军区司令员。张孟旭为省政府秘书长和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
　 1949 年6、7月间，党中央从山西、河北、河南、北平、天津等地抽调6000多人作为接管湖南的整个“班底”。张孟旭到武汉以后，协助王首道、肖劲光，金明、高文华等省委、省政府领导 (黄克诚当时因病在天津治疗)，组织准备接管湖南的干部进行了1个多月的整训学习。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分析了湖南的形势，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由于张孟旭曾先后两次担任张家口市市长，积累了一定的城市工作的经验，所以，在整训学习期间，他结合自己在张家口的工作实践，帮助大家从思想上深刻认识，革命将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转到城市，我们的社会将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参加整训学习的同志还按照分工各自进行了技术、业务方向的准备。张孟旭领导的秘书处则完成了制作文书、印信以及接管证件等事务性的准备工作。
　　1949年8月5日，张孟旭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接管长沙的干部进入长沙市区，受到长沙市7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干部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实事求是，作风朴实，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党外和平民主人士也衷心拥护。长沙和整个湖南的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两个月就基本完成了接管任务。在此期间，长沙和全省各中心城市社会秩序良好，长沙没有戒过一天严。饱经战争创伤的长沙人民交口称赞“安稳的日子到来了”。
 在接管湖南全省的过程中，张孟旭除协助黄克诚、王首道、萧劲光筹组各专区、县的政权机构，组织政策学习，联络湖南和平起义人士，安定社会秩序和组织工农业生产外，还认真贯彻党的对和平起义人员的政策，与策动湖南和平起义的军政首领及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坦诚相见，合作共事。在日常政务活动中，张孟旭积极帮助党外人士充分行使职权。凡属全省性的重大行政措施，诸如接管工作、筹粮支前、和平起义部队的整编、游杂武装的收编处理以及全省性的生产救灾措施等，他都组织秘书处的同志事先向程潜、陈明仁二人进行专题汇报或综合汇报，使他们了解全局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便于共同商讨，做出决策，做到有职有权，尽职尽责。
 湖南解放初期，毛泽东亲自批给程潜本人每年大米5万斤(折款)作为特费，由程潜随时使用。程潜本人对于共产党给他的政冶上的关怀和生活上的关心已感满意，又得此照顾，表示十分感激。为此，他指定张孟旭为他经管这笔特费，凭条支付。这笔特款多数用于救济确有生活困难的一些“辛亥革命同志会”的老人，这对团结各方人士，稳定政治局面起了明显的作用。
 1953年，张孟旭任湖南省副省长，分管交通、邮电、文教卫生和外事等工作，并兼任省交通办公室主任和党组书记。他多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深入到交通运输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情况，各族群众修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省的公路建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湖南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17200公里，相当于解放初的5.6倍，为湖南全省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1956年，张孟旭任中央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足迹遍及全省100多个县。为解决苗族、土家族联合自治的问题，张孟旭于1957年1至2月和5至7月两次率湖南省访问团赴湘西进行考察，并赶赴土家族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桑植、永顺、保靖、龙山等县进行调研。他每到一处都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引导群众对民族自治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逐步统一大家的认识。他还反复向干部群众说明：苗族和土家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成员。苗族和土家族完全可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联合自治的道路，这是符合湘西实际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张孟旭耐心细致、入情入理的分析，促进了苗族、土家族之间的团结，赢得了苗、土两族干部群众的称赞，他们纷纷打消了顾虑，赞成走联合自治的道路。当年8月，湖南省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筹备委员会”，张孟旭任主任委员。9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告成立，从此掀开了湘西发展的新的一页。此后几十年湘西发展的历史证明：苗土两个少数民族走联合自治的道路是一条康庄大道。如今，各族人民在湘西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和谐相处，不断谱写着湘西发展的新的篇章。

1958年1月毛主席接见湖南省、市机关干部合影局部（前排右五为张孟旭，最后排右二张孟旭夫人阎雯）

   张孟旭在担任湖南省副省长期间，在岳阳搞调查研究时，发现搞血吸虫病防治人员中，有一部分人因生活待遇低和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不安心工作，得知这一情况，他当即拍板决定：提高血吸虫病防治、研究人员的生活补贴。他还经请示省委后决定：只要继续在血防战线工作的，本人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一律摘掉。这一措施的实施，稳定了全省的血吸虫病防治队伍，调动了从事血吸虫病防治人员的积极性，使湖南省的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1960年，张孟旭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全省的文教工作，还兼任中国科学院湖南分院院长和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孟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以理服人、循循善诱的作风使湖南省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把他看作党和政府的领导，而且把他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和知心人。湖南许多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教授都喜欢和他接近，张孟旭也在这些人中广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工作、学习和思想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为湖南省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1960年6月，张孟旭率湖南代表团在北京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照片为张孟旭和刘少奇主席亲切握手。

进京任职

 1964年10月，张孟旭奉调到京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协助张际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为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许多工作。
 1966年夏天，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政治风暴。湖南的造反派头头纠集一部分人，进京揪斗张孟旭，说他是陶铸的黑干将。并要他写陶铸、张际春和湖南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的“罪行材料”，交待同他们的“黑线联系”。面对这种狂风恶浪，张孟旭旗帜鲜明，凛然不屈，他毫不含糊地回答：“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行，也写不出这样的材料！”有人逼他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陶铸的“黑干将”，他斩钉截铁地说：“哪一条证明我是走资派?”，“我同陶铸是上下级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谈不上黑不黑！”他总是光明磊落地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不往别人身上推，拒绝诬陷其他同志。为此，他受到毒打、“坐喷气式”等种种折磨，受尽了人格的侮辱，后被发配到宁夏“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顶狂风、战恶浪，显示了他久经磨炼的坚韧品质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很多同志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孟旭于1979年1月担任教育部顾问。他坚决拥护、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发展我国国民基础教育，他不顾年老体弱，经常深入城乡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为搞好教育工作献计献策。1983年病重期间，他还十分关心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曾就改进党风、整顿党纪、加强干部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等问题，向党中央提出了书面建议。
 随着岁月的流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张孟旭的身体渐渐出现了不适，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退居二线，但仍壮心不已。他对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不顾年迈体弱多病，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资料，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为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监狱斗争的经验，为撰写安平县、平北抗日根据地、张家口市的革命斗争史和解放湖南、建设湖南的历史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2年2月21日，90位老同志在北京座谈“平北抗日斗争史”后留影

（第四排右四带墨镜者是张孟旭）

1982年于军事科学院，原平北老同志合影（第一排正中间为张孟旭）

　　张孟旭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他经常对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们说：“想起牺牲的战友，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们只有努力工作，心里才踏实一些”。他对自己的孩于一向严格要求，从不溺爱，不许他们搞特殊，更不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孩子“走后门”找方便。1969年8月，张孟旭年仅16岁的小儿子响应党的号召，从北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一团骑兵连（后改制为黑龙江省军川农场31连）屯垦戍边。当时连队刚刚组建，住的是帐篷，点的是油灯，每天还要参加建设新房的劳动。经过辛勤的劳动，小儿子同连队的青年们把茫茫荒原变成了肥沃的良田，生产出了小麦、大豆；简陋的帐篷变成了一栋栋红砖房，还盖起了卫生所、俱乐部、学校；建立了畜牧场、蜂场、木耳养殖场；油灯也变成了电灯。小儿子每次回京探亲，总是自豪地向父亲讲述连队的巨大变化。张孟旭听了以后，心里很高兴，夸奖他们干得好，并鼓励说：“你们国营农场大有前途，大有干头，可要好好干啊！”张孟旭的亲切鼓励和教诲，使小儿子更加热爱北大荒，决心扎根边疆一辈子。

　　张孟旭的小儿子患有过敏性哮喘病，到北大荒以后，经过劳动锻炼，虽然体质增强了，但母亲总是不放心。她看到一些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也想把小儿子弄回来。张孟旭不同意老伴的想法，对她说：“北大荒的青年多着呢，就咱家的孩子金贵？咱们家出一个农民有什么不好。孩子还年轻，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让他去闯，去经风雨、见世面。”张孟旭还用老伴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启发她不要拖孩子的后腿。老伴儿14岁时，为了追求真理就从家里跑了出来。当时，家里不放心，先后3次把她找回去，但她最后还是冲破家庭的阻拦，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张孟旭深有感触地对老伴说：“当年你参加革命时，家里拖你的后腿，你是怎么想的?现在孩子在北大荒务农也是革命，你怎么能拖孩子的后腿呢?”这些话，深深拨动了老伴的心弦，她打消了让儿子返城的念头。小儿子在爸爸妈妈的支持下，在北大荒种过地、做过饭、喂过猪、放过马，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走上了领导岗位，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汗水献给了北大荒。

　　1985年10月1日下午2时19分，张孟旭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10月14日下午，举行了向张孟旭遗体告别仪式。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央、地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张孟旭生前友好300多人缓缓走进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士的遗体告别。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在张孟旭生平介绍(经中央组织部审定)中这样写道：“张孟旭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张孟旭同志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精力。他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正派公道、作风民主、联系群众、联系实际。他一生艰苦朴素，为党的事业不计名利，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孟旭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勤奋工作、谦虚好学、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张孟旭的一生，经历过半个多世纪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经过十年动乱的磨难。他不愧是一个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者。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光辉的业绩和崇高的品德，他对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成为激励人民前进的力量。张孟旭的名字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